欧美“限日令”后，日本如何“卷”出一条创新之路？

提到日本，“亚洲医疗界顶流”的称号总是会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日本的医疗水平享誉世界，除了和体制相关，更关键的是他掌握了领先全球的创新技术，其创新的发展水平我们可以从专利数量中洞见。

2015年，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4年日本的科技创新指数排全球第4位，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数排名均排在第2位，科学家、技术人员的数量排在第3位。时至今日在该排行榜上日本仍然位列前茅，这对于一个正处于“少子化”“老龄化”的岛国来说，实属不易。

然而日本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科研方向还是以模仿为主，直到后来才逐渐转为自主创新，专利质量也日渐提高。

究其根本，日本创新崛起的开端还来源于“模仿”。

“边仿边学”的理念贯穿古今日本。从“遣唐使”再到“黑船事件”，日本一直善于有选择的向世界先进文明学习，如今创新转化的觉醒也有“仿学”的功劳。

二战结束不久，《时代》周刊刊登了一张被炸成废墟的东京的照片，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没有技术的民族的末日——这也成为了许多日本科研人的心头之痛。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受到重创，而通过技术振兴经济成为日本崛起的唯一希望。很快，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依靠大量引进欧美先进技术，积极推进二次创新。

伴随这一政策导向，50年代—70年代这20年间，日本从欧美引进的技术累计达3万多项，经过“引进-吸收”基本掌握了欧美国家半个多世纪开发的主要技术成果，产业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在技术支持下日本的经济也飞速复苏，其主要经济指标已达到战前水平。

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崛起也引起了美国以及其他欧美国家的警惕，出于自生利益以及国际地位的考虑，美国颁布了限制向日本进行技术出口的条例，日本能够学到的新技术也越来越少，一时间日本的技术发展举步维艰。

在欧美国家的限制下，日本只能另寻出路，“创新”的重要性逐渐体现。

时间来到1998年11月，日本国会一致通过了一个“效力介于宪法和专门法之间”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并在《科学技术基本法》提案理由说明书等文件中明确提出日本的基本国策将从以前的“技术立国”转为“科技创新立国”。就此，日本科研进入了自主创新的转折点。

为了提高自主原创创新科技的数量与质量，日本政府从经济、政策、城市布局等各个方面做出了改革。

日本政府通过种种渠道,组织大批专家学者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权衡,确定了独创性研究和开发的领域和课题，并以政策的方式影响科研发展方向。

如80年代，日本政府倡导科研人员对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导纤维、新陶瓷等广泛应用的尖端技术进行科研，并给予这些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更为丰厚的福利待遇；到了90年代，工智能计算机、生物工程、航天技术、海洋开发等极具未来潜力的方向成为了日本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为此还出台了一系列如《第5代电子计算机(即人工智能计算机)10年开发计划》、《高级信息通信系统建设计划》、《生物工程研究开发10年计划》、《未来信息通信城研究计划》等政策方针，明确这一时代的科研方向。

除了通过政策影响科研方向以外，日本政府还对各机关部门进行了增设，从内部“施压”影响社会对重要领域科研的重视程度。

在日本，主要负责科技和经济的职能部门有通产省、大藏省、经济企划厅、科技厅等，它们往往是群众了解国家经济科技情况的第一窗口，其发表的国内外最新的科技动态、分析、预测等对企业界有较大影响力。基于这些部门的权威性以及影响力，日本政府特地增设、改建了部门，如通产省则增设了“信息系统开发科”、建设省新设了“尖端技术应用恳谈会”等，以此来增加国内创新科研的曝光度并凸显出国家重视程度。

无论是从科研端，还是企业端，日本政府都通过政策手段不断加深社会对创新科研的重视性，以提高社会创新意识，铺垫良好的创新社会风气。

光有“崇尚创新”的风气还远远不够，任何科研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从日本经济走势向好开始，日本政府便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支持创新当中。

据日本总务厅1990年版《科学技术研究调查报告》,80年代以来日本的科学技术研究费逐年递增,1979年总额为4.5万亿日元左右,1989年一跃增长到11.8155万亿日元，增长率高达160%以上。

从科学技术研究费总额占GNP的比率的增长来看,1979年仅占2%左右，而到了1989年便升至2.91%。无论是从增长率还是总占比，日本和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总额和增长率都是最高的。

除了政府拨款，各大政府管属的银行纷纷开设了专门为创新科研提供的贷款项目。如日本开发银行出资80亿日元设立了“产业技术开发促进机构”，规定当两个以上的民间企业联合从事该机构同意的研究开发项目时,该机构可提供90%的资金。另外，还有多家银行向从事尖端技术研究的科研人提供有条件的无息贷款，为科研人员搭建起稳定的资金供给链条。

不仅如此，针对一些具有重大科研价值，但个人难以承受风险的项目，日本政府还会主动承担其科研风险。每年，日本政府都会筛选出一批具体科研价值的大型项目，并将其归为政府主导项目，向课题组提供资金、资源等支持，分担项目方风险。

在日本政府大量的资金投入下，日本创新科研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各大创新科研孵化出的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然而科研人员并不是科研活动的全部主体，日本政府早已意识到科研机构、企业、政府应该密切合作，共同维护科研市场的活性。因此，在80年代初期，日本便搭建起了完备的以企业为中心,科研机构密切协作,政府协调的科研体制。

为方便三方合作，日本政府还在九州大分县等9个县实施了“技术城市”计划。所谓“技术城市”,即产、学、住三位一体的新型地方城市，有一定科研、企业优势的同时，也能满足科研人员以及企业的生活需求。这样的城市模式能在形成科研聚集型中心的同时，让创新参与者们找到城市归属感，从而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创新工作中。

总的来说，日本为走出“引进-模仿-创新”的科研困境，在政策、经费甚至是城市布局上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基于这样的决心与执行力，日本摆脱了“没有技术的民族”诅咒，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

随着创新科技数量的猛增，也带动了成果转化的风起。《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的同年，日本政府也开始关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问题。

如何让更多科研项目从一页论文变成一个产品、一家公司？日本选择继续向欧美国家学习。参考了上千种转化模式后，最终日本选择了号称“科研成果转化先行者”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模仿。

斯坦福大学转化的关键除了政策、资金支持以外，最具参考价值的便是提出了TLO模式。这种学校亲自管理专利事务，由学校出面申请各种发明的专利，再把专利许可给企业界，给学校带来了可观的收入。而日本便将TLO模式移植到国内，并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

和美国TLO模式一样，日本TLO需要负责科技成果技术评估、资金运作、信息对接、申报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税收财务咨询等工作，而高校只需专注研发、企业负责转化、政府则负责审核和资金支持。四方各司其职，强调各自在行业内的专业能力。

日本TLO运作流程

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按照大学各自的性质、科研方向等将其分为了三大类型，即大学自主经营管理的内部型TLO，大学出资控股在校外设立的单一外部型TLO，具有完全法人资格独立于大学的广域型TLO，这三种TLO模式的各有所长。

内部型顾名思义即设立在大学内部的转化机构，即由学校指派专门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的人员组成，能够自主进行经营管理并对外行使法人权力。一般采用这一TLO模式的都是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这样的私立高校。因为私立高校的财力以及社会资源远大于一些公立高校，在原始资源水平相当的情况下，自主权才是私立高校关注的重点。

内部型TLO模式不仅便于学校管理，且牵扯的利益方较少，更容易厘清科研成果产权所属，无论往后是成立公司还是转化产品上市，内部型TLO模式下的学校和科研人员的获利都会更丰厚。

但美中不足的是，在最初设立内部型TLO模式时，高校往往缺乏相关市场人才，所以前期转化专业性以及成功率都处于低迷状态。再加之学校需要自负盈亏，对科研项目的资金投入会更保守。因此要获得内部型TLO的支持，项目科研人员们还得进行一场“内部博弈”，只有最具前景的项目才能获得最佳资源。

与内部型TLO相对应的便是单一外部性TLO。单一外部性TLO和高校是一对一的服务关系，而采取单一外部型TLO模式的高校通常是像东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

在2004年之前，日本为保证国立大学的学术专一性，以及回避国有资产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立法国立大学内不允许设立机构，而这一立法也阻断了国立大学设立内部型TLO的道路。

和内部型TLO相反，外部性TLO的专业性更强，其转化效率也更高。但作为外部机构，TLO也无法代表高校行使法人权力，因此转化过程中许多关键环节仍需高校敲定，而高校需要考虑盈利、所属权等问题，转化周期相较内部型更长。转化周期也会对项目的先进性以及科研人员继续研究的积极性产生影响。

然而日本更多的高校没有私立大学的财力，也没有国立大学的名气，且单一高校的科研成果数量较少。为了实现技术转化，这批高校将资源联合起来，共同组建了以区域式划分的TLO模式，这便是广域型TLO。

在所有TLO模式中，广域型TLO是自主权最高的模式，既有转化专业人士的加持，各高校对项目也保持了管理权。同时，各大高校的专利整合成库，在技术转移、打包售卖的过程中，比单一项目更有吸引力。目前，日本高校中采用广域型TLO模式的占大多数，也是日本政府最倡导的一种TLO模式。

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但其初衷都是为了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了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升级，数据也证明了日本这一“仿学”的成功。

1998年日本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至今不过20余年时间，日本便实现了从“模仿大国”到“原始创新强国”的蜕变，其间的艰辛不言而喻，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已经找到了适合自身创新科技发展道路。

再观我国，目前我们的科研创新至多还是采用“引进-吸收-创新”的模式，亦或“国产替代”的方式，原始创新仍然是我们还需强化的能力之一。不可否认，模仿性价比最高的探索方式，但我们更需要学会用他山之石攻玉。无论是科研项目，还是科研模式，我们都要结合本国实际，走出属于自己的坦途大道。